增加地方的自主权、缓解地方财政压力是大趋势-台风新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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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入增值税-增加地方的自主权、缓解地方财政压力是大趋势-台风新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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沙溢为胡可庆生

讓最大的受益者割讓蛋糕,難度可想而知。廣東的財政包干體制運行力度大,對分稅制也明確表示了抵觸態度,這裏也是最關鍵的一場硬仗。

改革方案的內容有三條:一是保持增值稅「五五分享」比例穩定。

今日,央地關係再次走到十字路口,這會是繼分稅制時隔二十年的又一次顛覆式變革嗎?

這才有了1994年那場分稅制改革,重新將稅源劃分為中央稅、地方稅和央地共享稅,將地方上的稅收更多地提到中央來。

「實行分稅制,來自地方的阻力非常大。

2018年中發生的事情還歷歷在目,某省出現教師討薪,到某市出現全國首例地方政府拖欠公職人員薪資事件,再到南方某地主管領導「恐嚇」金融機構配合政府還債……今年連帝都的財政局長都公開喊窮,向上級要錢支持。

財政改革的主線很大程度上還是在於解決政府間的收入和分配問題,也就是如何在確保上級收入的同時激勵下級政府開源節流,事權方面的調整相對較慢。

昨天因為中金公司《后移消費稅徵收環節將對白酒產生一定潛在影響》的報告,白酒股開盤驚魂跳水,茅台(600519)更是直接下挫3個百分點。雖說目前改革試點不涉及白酒,但長遠來看,這些高端品類的消費稅都會慢慢徵收上來的,畢竟這比房產稅的徵收壓力小得多。

1993年9月到11月這兩個月的時間里,朱鎔基帶着60多人的大隊人馬,飛遍17個省、市、自治區,一個個地做工作。

比如,地方債的開閘,將地方債務從隱性慢慢轉向顯性,也促使地方政府提高財政透明度和約束性。

04必須點明的一點是,此次改革沒有涉及央地的事權變更。

時任財政部長劉仲藜的回憶稱,廣東兩位主要負責人找到朱鎔基,談了兩個多小時。他們問朱鎔基,廣東的特殊政策還要不要實行?如果包干制取消,我們還要不要在20年內趕上 「四小龍」?按財政會議上所提出的辦法,廣東就什麼大事也不幹了。廣東省給了朱鎔基兩張表格,對比包干制10年不變和分稅制實行10年後的財力對比,中央要從廣東多拿走1000多個億。

比如,對經濟舉足輕重的房地產,在調控方式上出現了「因城施策」。

如果一個分稅制把廣東搞垮了,追不上「四小龍」,問題可就大了。朱鎔基當夜就把財政部長和地方預算司長叫到房間,連夜重新測算,最後少拿了300億,但蛋糕做大了,地方財政也有了更大增長。

近兩年來,前所未有的房地產調控使得有些地方土地流拍,影響了土地財政收入,而打擊影子銀行又讓40萬億的地方債務壓力增加。

可想而知,目前地方財政有多希望甘露降臨。

央地財政關係的每一次重大變革,都會深刻塑造中國經濟發展模式,改變此後數十年的投資行為。

這次只選了一些征管條件成熟的小稅目比如高檔手錶、貴重首飾和珠寶玉石先行改革,以後再穩步推其他品目。

從1994年分稅制改革之後,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佔全國財政收入的比例從75%驟降到53%,而地方財政支出佔全國的比例卻從70%躥升到85%。在公共財政支出的最大頭「教育」中,地方負擔達到90%以上。

不過,從本輪財稅改革的內在邏輯來看,增加地方的自主權、緩解地方財政壓力是大趨勢。

轉向消費者導向型的服務行業,將會是最大的看點。

財政聯邦主義正在慢慢回歸。財稅改革加速,央地關係在發生本質性變化。

財權上收,事權卻下沉,這種長期扭曲的財政行為削弱了地方的財政自給能力,導致基層政府在稅收無法滿足的情況下,只能擠占其他公共支出,或者舉債度日,甚至拖欠工資。

如此一來,中央就得想盡辦法減輕地方的負擔,用增值稅五五分穩住地方,用消費稅下划補貼地方。

本周三晚,國務院印發了一份《實施更大規模減稅降費后調整中央與地方收入劃分改革推進方案》,直指央地關係。

比如,大都市圈時代下自貿區的接連成立,讓地方改革擁有了更多的自主權。

二是調整完善增值稅留抵退稅分擔機制。

本文首發於微信公眾號:智谷趨勢。文章內容屬作者個人觀點,不代表和訊網立場。投資者據此操作,風險請自擔。

去年,企業信心在所謂「國進民退」問題上一度低迷,疊加內外部經濟變化,中央開啟了一場萬億規模的減稅降費。中央想要減輕企業負擔的意志,需要地方不打折扣地執行。

這些後果,可以說是分稅制二十年來的後遺症。

二十多年前,分稅制改革挽救了一場中央財政危機,財政收入開始向中央快速高度集中,「鐵公基」的序幕也從這裏拉開。

央地在增值稅的分配比例原本是75%/25%,2016年營改增后,地方政府的營業稅收入直接被砍掉,為了彌補缺口,當時是通過增值稅五五分的方式暫時過渡。此次增值稅改革仍保持五五分,給地方政府吃下了一顆定心丸,蛋糕沒有少。

比如,消費稅大多是在生產、進口環節徵收,大頭是油、煙、酒、汽車。如果以後徵收方式不變,不排除地方為了擴大稅基而爭搶這些中央不鼓勵的企業,造成低效競爭。

簡單說:1. 消費稅以後要全部交給地方了。

01這次改革,是增加地方自主權的信號之一。

2. 稅收最大頭增值稅分成定下了,從以前的央地75%/25%分,變成央地五五分。

在一波三折的討價還價中,廣東最終還是顧全大局,同意實行分稅制。事後朱鎔基半開玩笑地說,那段日子是東奔西走,南征北戰,苦口婆心,有時忍氣吞聲,有時軟硬兼施。

」二十年前的分稅制改革是救中央財政危機,那麼這場新時代的財稅改革又是為了救誰?

該怎麼辦?現行改革通過「后移徵收環節」來避免上述情況的發生。

但從長期來看,地方政府必然要調整思路,想盡辦法促進終端消費,營造更好的消費環境,比如旅遊開發、餐飲服務、夜間經濟等,這和「擴大內需」的施政邏輯是一致的。這個在後面我會再解釋。

在改革開放后,中國一直實行財政包干制,各省和中央簽承包合同,定好交多少稅,財政收入多了也不會多交。隨着經濟的蓬勃發展,地方口袋裡的錢多了,而中央卻越來越「窮」,對財政大局的控制力日漸削弱。

02歷來中國央地關係的重大調整,背後無不伴隨着一場場的博弈和較量。

03答案不言而明,這次是要「救」地方。

一個非常值得關注的重大信號。

我是一個省一個省地去談,商量,妥協,總算談下來了,我自己則掉了5斤肉。

消費稅從生產、進口環節后移到批發、零售環節,以前由企業交的消費稅,現在經銷商、消費者也要來交。

此次改革的直接目的很明確,「進一步理順中央與地方財政分配關係,支持地方政府落實減稅降費政策、緩解財政運行困難」。

當然,以前的稅制也有中央的考量,大部分的增值稅、以及全部消費稅全部劃歸中央,能在很大程度上限制地方保護和市場割據行為。

美國經濟學家Arthur Kroeber說過,如果地方官員的激勵機制改革停滯不前,那麼其他的改革設計得再巧妙,也有可能會失敗。

三是后移消費稅徵收環節並穩步下劃地方,將部分在生產(進口)環節徵收的現行消費稅品目逐步后移至批發或零售環節徵收。

比如,3萬億的教育經費支出的分擔上出現事權新調整,央地共擔比例增加。

從1988年開始,財政部連續三年需要向地方政府借錢,到了1991年時,劉仲藜對朱鎔基說,他切身體會到舊小說中常說的「國庫空虛」了。

換句話來說,A市如果為了更多的消費稅,引入煙酒企業、擴大生產是沒有用的,最後這筆稅可能是歸該產品的消費地B市所有。

中國經濟結構調整步步邁入深水區,改變地方激勵機制,促使地方政府將重心從資本密集型工業

四十年前,財政大包乾結束了「大鍋飯」體制,「分灶吃飯」給地方下放了更多的自主權,社會積極性極大釋放,諸侯經濟崛起。

此舉直接給地方增收。2018年國內消費稅有10632億元,現在中央稅轉移給了地方,是財權的下放。

另外,調整增值稅留抵退稅分擔機制,也是給地方減負。

短期來看,最直接的利好是——地方有錢之後,又有動力加大基建投資,符合穩增長的目標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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